黃河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圍繞黃河保護與治理，國內外開展了諸多研究和實踐工作。特別是自1946年人民治黃以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然而，黃河流域還存在一些突出的困難和問題。2019年9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將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上升為重大國家戰略，提出“重在保護，要在治理”，要求“共同抓好大保護、協同推進大治理”，發出了“讓黃河成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偉大號召。2020年1月3日，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黃河流域必須下大氣力進行大保護、大治理，走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路子。黃河流域橫跨我國東、中、西三大不同氣候帶，自然條件復雜、河情特殊，治理與保護需要統籌考慮、整體布局、綜合施策。
1 重大問題的深度解讀
1.1 幸福河
習近平總書記發出了“讓黃河成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偉大號召，為新時代加強江河保護和治理指明了方向。
幸福河內涵包括河流健康和人民幸福兩個方面。幸福河就是在維持河流自身健康的基礎上，為流域人民持續提供優質生態環境和社會服務，提高人民的安全感、獲得感、幸福感，支撐流域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河流。因此，幸福河是一條安瀾的河、健康的河、惠民的河、宜居的河、文化的河。
對黃河而言，確保“大堤不決口、河道不斷流、水質不超標、河床不抬高”是幸福河的基本前提，達到“防洪保安全、優質水資源、健康水生態、宜居水環境、先進水文化”是幸福河的內在要求和基本標志。要通過全面保護和系統治理，興利除害，讓河流自然生命生生不息，實現人民群眾洪水無憂、飲水放心用水便捷、親水宜居、人水和諧，滿足人民群眾對水資源、水生態、水環境的需求，實現河流健康、人民幸福。
1.2 高質量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沿黃河各地區要從實際出發，宜水則水、宜山則山，宜糧則糧、宜農則農，宜工則工、宜商則商，積極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質量發展新路子。
高質量發展在“十九大”首次提出，不是單純地追求經濟發展的高速度，而是要追求效率更高、供給更有效、結構更高端、更綠色可持續以及更和諧的增長。高質量發展是高效率增長，指通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以較少的投入獲得最大的收益。高質量發展是有效供給性增長，指降低整個社會的杠桿率，實現有效供給，保持經濟運行過程中供求關系的平衡。高質量發展是中高端結構增長，我國過去較長時期實際上是以傳統制造業及房地產為支柱產業的中低端增長。中高端結構的支柱型產業主要有：戰略性新興產業（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生物工程、信息技術等）、現代制造業（包括航天器制造與航空器制造、高鐵裝備制造等）和服務業。高質量發展是綠色增長，強調節能環保，是不以破壞自然生態環境為代價的增長。高質量發展是可持續增長，要考慮各種經濟資源及社會資源的承受能力，遵守客觀規律，量力而行。高質量發展是和諧增長，要求在經濟增長中每個社會階層的福祉都能隨著增長而增長。
1.3 把水資源作為最大的剛性約束
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把水資源作為最大的剛性約束，堅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產。
把水資源作為最大的剛性約束，首先就要理解什么是剛性約束，可用水量是“剛”，用水定額也是“剛”，是不能突破的紅線約束。把水資源作為最大的剛性約束，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明確流域的可利用水量，實行用水總量和強度雙控，二是要堅持量水而行，堅決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
實行用水總量和強度雙控。一是要在堅持生態優先的前提下，弄清楚各地可用水量，進行合理分水，控制用水總量；二是要建立覆蓋主要農作物、工業產品和生活服務業的務實管用的用水定額標準體系，強化用水定額監督管理，對不符合國家和省（區）用水定額標準的項目一律不予審批，推進全面節水和控水。
量水而行，堅決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根據各地區確定的可用水量和用水定額，結合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布局，提出城市生活用水、工業用水、農業用水的控制性指標，真正實現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產，抑制不合理的用水需求，實現還水于河。
2 黃河流域面臨的形勢與問題
2.1 水資源供需矛盾突出，節水潛力有限
（１）水資源開發利用程度高。黃河流域水資源量僅占全國的２％，卻承擔著全國１５％耕地面積和１２％人口的供水任務，人均水資源量僅有４０８立方米，為全國的１／５。據統計，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黃河流域年均供水量５２７．０４億立方米，其中地表供水量３９２．７３億立方米，水資源開發利用率為７９．８％，一些支流斷流嚴重，生態用水保障程度偏低。平原區淺層地下水開采量９４．７億立方米，占可開采量的８１．２％，部分地區地下水超采。
（２）徑流量顯著減少。１９１９—１９７５年黃河多年平均天然徑流量５８０億立方米，根據黃河流域水資源調查評價，１９５６—２０００年黃河多年平均天然徑流量為５３５億立方米，減幅７．８％。據統計，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黃河多年平均天然徑流量減小為４４２億立方米，與１９１９—１９７５年相比減小２３．２％。受人類活動和氣候變化的雙重影響，未來黃河徑流量還將進一步減小。
（３）節水潛力有限。黃河流域大部分區域氣候干旱，蒸發強烈，主要為灌溉農業區。農業灌溉定額低于全國平均值，僅比北京、天津和河北略高，灌溉水利用系數０．５４，用水效率處于國內較高水平。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２３立方米，僅為全國的一半左右，節水水平達到國內甚至國際先進水平。據測算，考慮農業可節轉潛力，黃河流域實際毛節水潛力２０．３７億立方米（上中游１７．４３億立方米），凈節水潛力１４．２３億立方米（上中游１１．８０億立方米）。預計到２０３５年，黃河流域生活、工業總缺水量為７７億～９２億立方米，２０５０年生活、工業總缺水量為８３億～１１４億立方米。
2.2 水沙關系不協調將長期存在
黃河復雜難治，其根本癥結在于水少沙多，水沙關系不協調。1919—1960年黃河多年平均來沙量16億t，2000—2018年黃河潼關站實測年均來沙量僅2.44億t。為進一步研究水沙關系不協調問題，提出了協調度的概念，計算公式為
C_un (i)=-ln(φ_i/φ_T )
式中：C_un (i)為研究河段來水來沙的水沙關系協調度，該值小于或等于0表示水沙關系不協調，大于0表示水沙關系相對協調，值越大協調度越高；i為黃河干支流某一河段；φi為河道實際來沙系數；φT為河道臨界來沙系數。
臨界來沙系數一般指相對于河道是否淤積而言，如果進入河道的水沙過程剛好使河道處于沖淤平衡的臨界狀態，則該水沙過程的來沙系數就是臨界來沙系數。以黃河下游河道達到沖淤基本平衡的小浪底、黑石關、武陟水文站來沙系數0.01 kg·s／m6作為臨界來沙系數，計算水沙關系協調度。
分析典型來沙區水沙關系協調度變化可知，隨著水利水保等治黃措施的作用不斷顯現，水沙關系向逐漸協調的方向發展，但仍未達到協調的水沙關系，水沙關系不協調特性將長期存在。
水沙調控體系不完善。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寧蒙河段汛期水量和大流量過程減少，河段水沙關系惡化、河道淤積加重、主槽嚴重萎縮，正加快形成新懸河。黃河中游北干流缺乏控制性工程，潼關高程居高不下，小浪底水庫調水調沙后續動力不足，不能充分發揮水流的輸沙功能。
2.3 洪水風險依然是最大威脅
歷史上黃河洪水頻發，決口改道頻繁，災難深重。從公元前６０２年至１９３８年的２５４０年中，大的改道２６次、大的遷徙５次，１９５０年以來的７０年間黃河發生超過１００００立方米每秒的大洪水１２次。當前黃河下游發生大洪水的風險依然存在，上游洪水歷時長、洪量大，中游三門峽以上的“上大洪水”峰高量大、含沙量高，對下游防洪威脅很大；三門峽—花園口區間的“下大洪水”洪峰高、漲勢猛、預見期短，對下游防洪威脅最為嚴重。
洪水防御調度難、威脅大。小浪底—花園口區間是“下大洪水”的主要來源區，目前尚有１．８萬平方千米屬無工程控制區，洪水預見期短，威脅下游及灘區安全。下游“二級懸河”發育嚴重，２９９公里游蕩型河段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洪水發生時極易引發橫河、斜河和順堤行洪，危及大堤安全。灘區“人水爭地”問題嚴重，影響河道行洪。
2.4 生態環境脆弱
黃河流域是我國生態脆弱區分布面積最大、脆弱生態類型最多、生態脆弱性表現最明顯的流域，分布有青藏高原復合侵蝕、西北荒漠綠洲交接、北方農牧交錯、沿海水陸交錯帶等生態脆弱區。
荒漠化、沙化土地集中分布。黃河上中游集中分布了巴丹吉林、騰格里、毛烏素、烏蘭布和、庫布齊五大沙漠（沙地），區域氣候極為干旱，水資源極度匱乏，多年平均降水量不足２００毫米，植被稀疏，生態環境十分惡劣。黃河是阻隔五大沙漠（沙地）匯合的天然屏障，當前五大沙漠擴張、匯合的風險依然存在。
水土流失嚴重。黃河中游流經的黃土高原面積４６萬平方千米，土質疏松，地形破碎，降雨集中，水土流失面積廣，侵蝕模數大。嚴重的水土流失不僅造成當地生態環境惡化和人民群眾長期生活貧困，而且是下游河道淤積、河床高懸等防洪風險的根源。當前黃土高原仍有２３萬平方千米水土流失面積未得到有效治理，尤其是７．８６萬平方千米多沙粗沙區和１．８８萬平方千米粗泥沙集中來源區治理難度更大。
3 全面保護的重大布局
充分考慮區域差異性，分類施策，提升上游水源涵養、中游水土保持、下游濕地生態功能，構建黃河流域“三區一廊道”生態功能和水功能空間保護體系，保護水資源，修復水生態，治理水環境，提升生態系統穩定性和質量。
3.1 河源區水源涵養
（１）加強黃河源區保護。黃河源區是黃河最重要的水源補給區，為黃河提供約３７％的徑流量，水質好、產流過程平穩。在黃河源區加強退牧還草、封山育林、沙化草地治理、濕地保護等綜合治理措施，持續提升河源區林草植被覆蓋率，維護河源區河湖生態空間和水源調節功能，提高水源涵養能力，加大扎陵湖、鄂陵湖生態保護力度。
（２）提升上游水源涵養生態功能。加強瑪曲、若爾蓋等區域草原草甸濕地封禁保護，以瑪曲、若爾蓋為主建立世界級黃河濕地公園，維護沼澤濕地草原自然植被穩定性。對黃河青海段、甘肅段和四川段水源涵養區自然濕地進行搶救性保護，修復濕地生態系統功能。
（３）實施支流源頭保護。以祁連山、秦嶺、六盤山、白于山等為重點，在大通河、湟水、洮河、渭河、汾河、無定河、伊洛河、沁河等支流源頭區，實施林草植被建設等生態環境保護工程，探索草田輪作、低產田退耕還草和已墾草原退耕還草模式，提升支流源頭的水源涵養能力。
3.2 荒漠防治與沙化治理
（１）實施防風固沙工程。以五大沙漠（沙地）為重點治理區域，持續推進沙漠防護林體系建設，實施天然林保護、林草生態保護修復等生態治理工程，促進荒漠植被修復，保護寧蒙干旱風沙區天然林草植被，遏制五大沙漠（沙地）合攏趨勢。
（２）加強上游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治理。在賀蘭山東麓、陰山—大青山南麓等重點地區，實施增綠、固沙、擴濕工程，阻止荒漠化和生態退化進程。加強草原生態系統保護，通過生態移民、退牧還草、圍欄封育等措施，推進內蒙古高原西部與南緣、寧夏中部、青海塔拉灘等地水蝕風蝕交錯區和農牧交錯地帶生態退化、沙化綜合治理。
（３）穩定人工綠洲。上游寧夏青銅峽灌區、銀川平原以及河套灌區對于阻止沙漠東進、匯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以寧蒙灌區為重點，結合灌區現代化改造實施人工綠洲建設，以沿黃灌區為主、灌區外圍生態修復區為輔，構建沿黃生態帶。
3.3 河口區濕地生態保護
（１）加大河口空間管控。合理確定河口生態保護空間格局，嚴格保護天然濕地，禁止不合理開發開墾，制定負面管控清單。實施河口區退化濕地生態保護與修復工程，開展刁口河故道等備用流路生態修復，推進退塘還濕、退田還灘，保護和提升河口生態功能。
（２）實施濕地生態系統保護。遵循河口自然演變規律，堅持河流－海洋－陸域系統保護與治理，以自然恢復為主，適度人工修復，減少人類活動干擾，維護河口生態系統完整性。建立河口區生態環境跟蹤監測評估體系，強化監督和管理，促進河口生態系統保護。
（３）持續實施濕地生態補水。充分利用調水調沙期和汛期洪水實施河口淡水濕地生態補水，適時開展備用入海流路生態補水，逐步實現水量及過程與生態保護目標需水要求相適應，維護河口三角洲良好生態。繼續開展淡水濕地生態補水，實施濕地生態保護與修復工程，促進受損生態系統逐步修復。
3.4 河湖生態廊道構建
（１）維護河流廊道功能。落實河流生態流量（水量）指標與過程管理，開展黃河干流生態水量調度，提高生態流量滿足程度。推進湟水、渭河、汾河、沁河、大汶河等支流水資源優化配置及水量調度，保障河道生態基流。加強上游干流以及湟水、大通河、洮河等支流水生生物棲息地修復，保護生物多樣性。
（２）實施河流水環境保護與水污染治理。強化水環境承載能力約束，建立水環境承載能力預警機制，到２０３５年主要污染物控減４０％，嚴控廢污水排放量和污染物入河量。對干流及重要支流城鎮集中分布河段，持續建設污水處理設施和中水回用設施；對湟水、汾河、延河、涇河、涑水河等污染嚴重支流，開展水環境綜合治理，改善水環境，２０３５年實現水功能區水質達標率在９８％以上。
（３）下游生態廊道建設。實施黃河下游灘區再造，結合生態農業、觀光農業、濕地，打造黃河沿岸生態經濟、生態休閑旅游、濕地保育區、濱河景觀風貌等，形成黃河下游８００多公里生態長廊，筑牢黃淮海平原的生態安全屏障，保障黃淮海平原的生態安全。
（４）湖泊生態治理。實施烏梁素海水環境治理，在加強源頭治理、控污截污基礎上，科學論證水系連通工程，相機實施生態補水等措施。建設東平湖等湖泊的河湖水系連通工程，維護河湖生態廊道功能。
4 系統治理的整體格局
結合黃河水沙情勢變化，緊緊抓住水沙關系調節這個“牛鼻子”，把水資源作為最大剛性約束，謀劃水沙調控、水資源節約集約利用、洪水災害以及水土流失治理等，構建上下游聯動、左右岸一體、干支流統籌的治理格局。
4.1 構建完善的水沙調控體系
優化現有工程運用方式，加快干流骨干水利樞紐工程建設，完善水沙調控體系，協調水沙關系，夯實黃河長治久安工程基礎。
（１）完善水沙調控體系是協調水沙關系的關鍵。對洪水、徑流、泥沙進行科學管理和聯合調控，協調黃河水沙關系，塑造適合下游河道輸沙的水沙過程，充分發揮水流的輸沙作用，盡量多排沙入海，減少下游河道淤積，維持中水河槽的行洪輸沙功能。
（２）加強梯級水庫群調度，增強小浪底水庫調水調沙后續動力，協調水沙關系。當前全河水沙調控體系的主體構架尚未形成，現狀工程條件下要從水流動力條件與時空對接等方面，研究利用上游龍羊峽、劉家峽、萬家寨、三門峽等梯級水庫，增加小浪底水庫調水調沙后續動力的方案，優化并創新現狀水庫調度運用方式。
（３）加快工程體系建設，提高水沙調節能力。盡早開工建設古賢水利樞紐工程，增加小浪底水庫調水調沙后續動力，充分發揮水沙調控體系整體合力，與小浪底水庫聯合調控運用，減少下游河道泥沙淤積，同時沖刷降低潼關高程，減輕渭河下游防洪壓力。加快建設黑山峽水利樞紐工程，協調上游水沙關系，遏制寧蒙河段新懸河發展態勢。適時建設磧口水利樞紐工程，完善水沙調控工程體系，增強徑流調節和洪水泥沙管控能力。
4.2 完善防洪減災體系
上中游補齊防洪工程短板，下游堅持“上攔下排、兩岸分滯”，實施河道與灘區綜合提升治理工程，完善防洪減災體系，提升防御洪水的能力。
（１）上中游補齊防洪工程短板。結合黃河上游洪水的新特征，完成青海、甘肅、寧蒙河段及一些大中城市的堤防、控導、護岸等河防工程達標建設。在黃河中游開展干流禹門口—潼關河段、潼關—三門峽大壩河段河道治理，完成控導與護岸工程，減少塌灘塌岸。推進渭河、汾河等主要支流重點防洪河段治理。適時建設桃花峪水庫。
（２）實施下游河道及灘區綜合提升治理。以高村以上河段為重點，實施控導工程續建，控制游蕩型河段河勢；高村以下河段實施綜合整治，解決局部河段河勢上提下挫、塌灘形成新灣、工程脫溜等問題。開展東壩頭至陶城鋪河段“二級懸河”治理，消除堤河串溝順堤行洪危害。
以寬河固堤、標準化堤防建設為基礎，實施“洪水分級設防、泥沙分區落淤、三灘分區治理”下游灘區生態治理新方略，因灘施策，構建生態廊道，構建“高灘建鎮安居、二灘生態集成、嫩灘生境成廊”的空間格局。妥善解決下游灘區防洪保安全和經濟發展、生態保護的矛盾，解決灘區群眾防洪安全問題。實施東平湖滯洪區綜合治理工程和安全建設，解決滯洪區防洪與群眾脫貧發展的矛盾。
（３）提升洪水災害管控能力。建設水雨情預報及調度系統，實現由規則調度向預報調度轉變。加快凌情監測和預報，引進先進防汛裝備，進一步提升防汛應急保障能力。完善防汛減災系統，建設黃河流域水工程防災聯合調度平臺，開展干支流重要控制性水庫防洪統一調度。
4.3 推進水資源節約集約利用
把水資源作為最大的剛性約束，節水優先、空間均衡，優化水資源配置格局，實施“兩高一優戰略”，即緊密結合地域、自然稟賦等特點，調整產業發展格局，發展高質量一產、優質二產、高比例三產。
推進水資源節約集約利用，促進社會經濟與水資源承載力協調發展。
（１）生態優先，科學確定水資源可利用量。維持黃河健康水生態的水量包括兩部分：一是合理的輸沙水量，減少河道的泥沙淤積；二是非汛期生態需水量，維持河流生態功能。研究表明，利津斷面低限生態水量為１８０億立方米每年，黃河水資源可利用量為３１０億立方米每年。
（２）強化節水，量化流域用水效率標準。把農業節水作為主攻方向，２０３５年完成寧蒙灌區、汾渭平原、下游引黃灌區等２３３．３３萬公頃大中型灌區現代化改造，建設節水型、生態型灌區，打造國家高效節水示范區，工程節水灌溉率達到１００％，高效節水灌溉率從２９％提高到５０％，農田灌溉水利用系數提高到０．６１，灌溉定額從５５２０立方米每公頃降低到４８００立方米每公頃。加快工業產業結構調整與用水工藝提升改造，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達到９５％，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降低到１５立方米。城鎮管網漏損率控制在９％以內，節水器具普及率達到１００％。
（３）以水而定，把水資源作為最大剛性約束。堅持以水定地、以水定產，農業方面控制灌溉面積增長，優化種植結構，減小高耗水作物種植面積，因地制宜發展旱作農業；工業方面嚴格高耗水產業準入，倒逼能源、化工等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引導流域經濟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到２０３５年ＧＤＰ年均增長6.4％，人均達到13萬元，城鎮化率７０．９％，三產結構將調整為4.8:41.7:53.5。
（４）兼顧公平與效率，優化流域水資源配置格局。在黃河徑流量大幅減少的情況下，堅持生態優先，適度增加生態水量，入海水量從近２０年的年均１６１億立方米增加到１８０億立方米。考慮南水北調中東線建成通水的實際情況，將河北、天津分水量從２０億立方米壓減至６．２億立方米，將調出的13.8億立方米用于上中游各省區生活和工業發展的剛性用水需求。
（５）嚴格管理，建立全過程用水監管體系。持續實施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完善取用水監管措施和手段，對黃河干支流規模以上引退水全面實施在線監測。建立水資源承載能力監測預警機制，劃定超載、臨界超載和不超載區域，實施差別化管控：對超指標用水的省（區），制定并嚴格實施用水總量削減方案；對臨界超指標用水的省（區），暫停審批高耗水項目取水許可。
（６）建設水源工程，保障流域水資源安全。建設古賢、黑山峽等骨干水利樞紐和引黃濟寧等區域水資源配置工程，提高重點城市和經濟區供水保障程度；推進陜甘寧革命老區供水等一批水源工程，保障和改善民生、助力脫貧。實施南水北調西線工程等跨流域調水工程，從根本上扭轉流域水資源嚴重超載局面。
4.4 實施水土流失系統治理
以多沙粗沙區為重點，以小流域為單元，因地制宜，分類施策，形成完善的水土流失綜合防治體系，改善水土流失狀況。
（１）確定合理的治理目標。２０３５年，黃土高原水土保持率將由目前的６３％提高到７０％，年均減少入黃泥沙６億噸，宜治理水土流失面積得到全面有效治理，人為水土流失得到全面控制。
（２）因地制宜大力推進旱作梯田、淤地壩建設。在坡耕地面積占比大、人地矛盾突出、群眾需求迫切的地方，按照近村、近路的原則，建設旱作梯田；對田面較窄、蓄水保土差的老舊梯田實施改造。在溝壑發育活躍、重力侵蝕嚴重、攔泥效果顯著的溝道建設淤地壩；對已經淤滿、攔沙效果差的淤地壩進行改造提升，提高工程建設標準和攔沙能力。
（３）突出重點實施綜合治理。在陜北、晉西北、內蒙古鄂爾多斯等多沙粗沙區，以小流域為單元，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耕作措施有機結合，形成梁峁坡溝水土流失綜合治理體系；在水土流失最劇烈、對黃河河床淤積抬高影響最大、危害最嚴重的粗泥沙集中來源區實施攔沙工程，快速攔減泥沙；在董志塬等高塬溝壑區，建設塬面、溝頭、溝坡、溝道“四道防線”，遏制塬面萎縮。
（４）加強水土流失預防、生態保護和監督監測。在植被覆蓋度較高、水土流失輕微的黃河源頭、祁連山、甘南草原、六盤山、子午嶺等區域，采取封育保護措施，減少和避免人為干擾破壞。依法實行最嚴格的水土保持監管，充分利用高新技術手段，實現黃河流域全覆蓋、常態化動態監管，嚴控人為水土流失。
5 建設國家黃河文化公園，舉辦黃河國際論壇，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
總書記要求深入挖掘黃河文化的時代價值，保護好、傳承好、弘揚好黃河文化。要實施黃河文化系統保護工程，組織開展黃河文化遺產、遺址全面調查和認定，建設國家黃河文化公園，帶動流域文旅高質量發展。
黃河是中華文明的搖籃，黃河文化在中華文明體系具有開端和母體的地位，對構建整個中華文明體系發揮了篳路藍縷的開創作用，長期以來引領東方文明的發展進程。如：以河南河洛為代表的黃河文化，不僅是黃河母體文化，也是黃河主干文化。未來首先要做到保護好，傳承好黃河文化，一是要保護黃河歷史文化資源：重點保護重要的歷史文化遺存，歷代治黃史跡與科技文化遺存，加大對歷史文化的研究力度，利用考古以及現代科技手段，探尋以及復原相關的遺存，將保護、活化、傳承、展示、體驗有機地融合；二是要保護黃河民間文化資源：重點保護民間技藝、民間習俗、民間居住、民間信仰中的“非遺”產品，使其活態傳承，使民間文化存續民間，代代相傳。
充分利用已有黃河國際論壇品牌，舉辦一年一度或兩年一度的黃河國際論壇，促進治河文化技術與世界治水文化技術、中華文明與世界其他文明、中國城市發展與世界城市發展、現代工業、信息技術等方面交流，匹配中原城市群發展，打造黃河文化品牌。
6 協同管理的體制機制框架
把創新流域管理體制機制作為推進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加強頂層設計，強化流域監管，開創黃河流域保護治理新局面。
（１）制定黃河法律體系。加快出臺《黃河法》，將黃河治理、保護與管理上升為法律制度，有針對性地解決黃河特殊矛盾與問題，為規范黃河流域開發、治理、保護和管理明確底線約束，為流域生態保護及高質量發展保駕護航。
（２）建立協同聯動管理體制。按照流域管理、區域管理、行業管理相結合的原則，以“河、湖長制”為支撐，建立跨區域、多部門的協同治理機制，完善流域、區域、行業管理的議事協調協商制度。
（３）完善水沙調控管理體制。建立以流域管理為主、區域協同配合的水沙調控運行管理機制，實施黃河水庫群防洪、防凌、減淤、供水、發電、生態等統一調度，解決“九龍治水”、分頭管理問題。
（４）建立水生態補償制度。建立黃河流域重要水源涵養區和省級行政區水量縱向補償、省界斷面水質橫向補償相結合的補償模式，開展黃河源、甘南、祁連山和六盤山等重要水源涵養區及省界水環境等水生態補償試點，實行分類分級補償政策。
（５）加強監管執法能力建設。加強流域各級水行政管理機構執法能力建設，增強科學執法理念和超前監督管理意識，實現同步管理和超前管理并重，推進流域上下游水生態環境信息共享，強化流域統一監管。